天博于海沧蔡尖尾山俯瞰到的云雾鼓浪屿，起伏的山丘和平稳的海面被罩上了轻纱，如梦似幻 。摄影/罗泓

　　▲鸟瞰厦门老街，房屋错落有致、高矮不一，丰富而浓郁的色彩铺面而来。蜿蜒的道路水一般穿过街区，展示着南国岛屿特有的风情。摄影/潘建鹏

　　从军港到商港，从通商口岸到经济特区、副省级城市，凭借颜值为世人所知的厦门，上位之路简直畅通无阻。

　　相比海坛、东山、金门三座湾外大岛，面积不大的厦门岛退缩在海岸线内，“三面被大陆温柔地环抱，像依偎在大陆怀中的小女儿”。

　　▲三面被大陆环绕，既可尽享海洋之利，又不必独自面对外海的台风和巨浪，再加上厦门大桥、海沧大桥、杏林大桥、集美大桥和翔安海底隧道的联通，厦门和母体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图/来自谷歌地图

　　然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厦门，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其实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

　　更早之前，它只是个行政级别最低的里，差不多等于如今的乡，有一个很长的全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绥德乡嘉禾里。

　　而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厦门头顶这个冗长的名字，以乡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的身份存在了一千多年。

　　不同于身后靠海洋贸易扬名世界的泉州港和漳州月港，早期的厦门，曾站在积极海洋探索的反面。

　　宋元时期，泉州是东方大港，嘉禾里是广州与泉州往来船舶的中转站。但自从宋绍兴年间（1131年）一小股海盗侵犯嘉禾里外港的青屿岛后，这里便开始设防驻兵。

　　明朝海禁，严禁走私贸易，嘉禾里拿着武器站在九龙江入海口处，扮演起“打击倭寇”的角色，成为政府打击海盗、严禁海外贸易的军港。

　　这厮长袖善舞，靠海上贸易发家，同时为小私户的航海提供武力保护以收取“保护费”、避免劫掠陆地居民，同官府保持良好关系、最终在明政府无法完全压制沿海势力时，主动招安，化身成为福建沿海地区剿匪和通商的官方代理人。

　　郑芝龙试图自降身段，用“降清”（主动招安）的套路从新统治者那里套取个人利益与政治资本，谁曾想不按套路出牌的清政府直接将其掳回北方软禁，还作为人质用来胁迫坚决反清复明的郑成功放弃抵抗。

　　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收拢了父亲留下的兵将钱财，在文庙烧毁自己的孺子衣冠，昭告天下：

　　▲被平流雾覆盖的鼓浪屿，郑成功的雕像在雾中伫立远眺。郑成功纪念馆，位于鼓浪屿日光岩景区内。1962年为纪念郑成功300周年而建。在纪念馆精致的陈列橱里天博，有郑成功佩带的玉带穿过的龙袍残片、鞋子天博、图章等遗物。摄影/潘建鹏

　　郑成功自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以厦门和金门为据点，反清复明，并给了嘉禾里一个新的名字“思明洲”。

　　在这里，郑成功同时跟两个国家开打，一个是清政府，另一个是荷兰。从海洋霸主荷兰的手中把台湾夺回来的同时，郑成功还对抗着彼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陆地霸权。

　　厦门叫思明洲的那些年，商业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毕竟郑成功是按照军港的培养模式在这里驻扎。

　　加上爱新觉罗氏和郑家的爱恨情仇颇为刻骨铭心。1661年，在郑成功率大军从金门料罗湾出发，横渡海峡，踏上之路后，清政府大搞“迁海”，闽浙沿海所有居民，后撤到距海岸线里）的内地，沿海变成了无人区。

　　“两年后，厦金二岛也遭遇灭顶之灾。1663年10月，清军攻打厦、金二岛。先是郑经搞坚壁清野，撤走了所有的守军和家眷；接着清军大肆屠戮，把岛上建筑夷为平地，剩下的百姓，全部内迁。

　　道光《厦门志》记载说：“冬十月，官军大搜两岛，墟其地而还”。厦门的历史像被一把快刀无情腰斩，民谚称“嘉禾断人种”。

　　直到1683年，施琅平定台湾，闽海地区终于结束战乱，长达23年的“迁海令”才得以废除天博。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厦门，凭借其地理优势获得了新的功能——“主口对台”。

　　地理位置的优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厦门带来了海洋文明，厦门的名声也日渐在蓝色的海洋里崛起。

　　早在1756年，英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贸易首席大班毕谷就建议英国政府，立足广州贸易，兼顾厦门、福州，进取上海，试探宁波，打通华北通商的枢纽。翌年，英商洪仁辉便到宁波进行贸易试探，导致了清朝正式闭关，‘唯广州一处通商’

　　战争的枪声响起后，厦门作为商埠之一被英国人选中，拿到谈判桌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清政府开通包括它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

　　彼时古老的泉州港明代就已被废弃，漳州的月港也早已荒芜，清政府对“只是乡镇一级的厦门并不重视”。

　　道光帝曾下令：“一，厦门、宁波、上海准其贸易，但不准久据为巢穴；二，福州不准开放，不得已可改为泉州”。

　　从这句话揣摩道光帝心理，就会发现清政府眼中，泉州的价值远大于厦门，但英国人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尚未完全崛起的厦门？

　　厦门虽小，但长期的军港身份让闽南文化对其影响相对较浅，简直是在闽南进行文化输入的绝佳地带。

　　再说了厦门靠近原料产地，北接泉州南连漳州，方便运输闽北闽西的茶叶、农产和丝绸，加上厦门港自身已逐渐开始崛起，开放口岸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是一支难得的潜力股。

　　虽然厦门岛人口不多，但当时的福建天博，人口相对密集，本省之内人口又有流动，利用起来很是方便——换句话说，福建的人力，就是厦门的人力。这从开埠后的厦门变成“猪仔贸易”的重要口岸中可见一斑。

　　不受清政府重视的厦门，从开埠之始，就在遭受被迫开放的屈辱和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间迅速成长，这种成长直到今天都深深烙在厦门的基因里。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又叫“圆洲仔”，因岛西南方海滩上有一块两米多高、中有洞穴的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故人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名。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图为鼓浪屿日光岩鸟瞰。摄影/潘建鹏

　　“外国人在岛上建立起一个微型西方社会，继续享受他们本国的一切天博。阔起来的当地人，发了财的华侨，进步知识分子，失意革命党人，乃至金盆洗手的土匪，无不想方设法挤进这个歌舞升平的万国俱乐部”。

　　▲鼓浪屿兼容并蓄着各种文化：西方的、东方的；基督教的、佛教的；现代的、古代的；海洋的、陆地的；商贾的、农耕的；贫穷的，巨富的……摄影/罗泓

　　▲钢琴博物馆，分上下两层，两座管楼，馆内陈列了爱国华侨胡友义收藏的40多架古钢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有古老的手摇钢琴、有产自一百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八个脚踏的古钢琴等。每天下午14:30和16:30，这里都会响起演奏钢琴的声音。摄影/Geethan

　　在老厦门人的世界，“鼓浪屿人瞧不起厦门岛上的市民，而厦门岛上老城区的市民瞧不起郊区的渔民，郊区的渔民没人可瞧不起，只好瞧不起岛外人”。

　　外人以为存在一个统一的厦门人概念，根本就是误解。厦门原来就是分裂的，存在一个以鼓浪屿人为主体的上层社会和海港渔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这两部分人老死不相往来，互不认同，连口音都不一样。外人印象中的厦门人从小弹钢琴，那是指鼓浪屿的富人。美仁宫附近挖海蛎的渔民，和其他地方的闽南人没什么区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富美的鼓浪屿养育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音乐人才。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钢琴家殷承宗，就住在鼓浪屿鸡山路16号。

　　▲林巧稚，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一生未婚，亲自接生了5万多位婴儿。图/来自网络

　　▲三岁丧母，七岁丧父的他，幼时总在鼓浪屿窜上跳下，是个典型的熊孩子。熊孩子长大后成了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过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他姓马，名约翰。图/来自网络

　　鼓浪屿，也是很多作家的“温柔乡”。舒婷在这里生活，巴金是它的“脑残粉”。

　　三宿鼓浪屿的巴金在《春天里的秋天》、《月夜》、《南国的梦》、《黑土》、《旅途随笔》、《朋友》和《扶梯边的戏剧》里都提到了这座小岛。

　　游客眼中的鼓浪屿，是清水红砖、花影绰约、低调奢华，承载着无数绮丽梦想的南国小岛。小巷深处有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古典音乐”成为“钢琴岛”的标配。

　　这里既被标上“小资”、“文艺”的标签，又可以找到历史遗留的情绪，俨然成为多数人眼中厦门的灵魂。

　　尽管黄绍坚先生说“美仁宫附近挖海蛎的渔民，和其他地方的闽南人没什么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

　　经历了五口通商和改革开放的厦门，基因里掺杂了太多西方文明和商贸文化后，它本就稀薄的闽南特征，更少了。

　　漳州和泉州人做海外贸易、积极拥抱海洋的年代，厦门作为“打击倭寇”的角色存在，不似闽南其他地区的人那般拥有典型的海洋文化性格——敢闯敢拼、冒险犯禁。

　　好不容易摆脱军港命运、有机会融入海洋文明的厦门，很快又因清政府的迁海禁令荒废了二十三年。

　　等到禁令解除，厦门才开始有大量人口迁入。迁入的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漳州和泉州，他们带着强悍的闽南基因，说着闽南方言，却遭到了一番完全不同的历史际遇：

　　“清中期的厦门是壁垒森严的军港，福建水师提督的驻地；晚清的厦门是万国通商口岸，租界风情十足；民国年间厦门被日本占领，进行殖民统治；建国初期的厦门是海防前线，全民皆兵；改革开放后的厦门是经济特区，全民经商”。

　　因此，厦门虽以闽南文化为底色，但又增添了西洋文化、南洋文化、台湾文化、国防文化、商贸文化、殖民地文化等元素。

　　典型的厦门父母不愿让孩子到外地读书，饶是清华、北大，也不如厦门大学；“就算在外地读书，也希望孩子回到家乡工作，老死岛城”。

　　厦门人也旅游，但旅游没能让他们对大千世界的美妙产生感慨或留恋，反而坚定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还是厦门好！”为多数厦门人的旅途画上句点。

　　“厦门人懂得享受生活，最能代表这一点的是功夫茶。中国有不少茶都，例如成都和广州，但成都茶馆的主角是麻将，广州茶楼的主题是点心，真正讲究品茗之道的还是闽南功夫茶”。

　　“小小的茶壶，更小的茶杯，泡一回，巡一圈，每人只能喝上一小口，在舌尖上轻轻一过，再咽下喉咙，细细回味。厦门人整天都在喝茶，漫漫长日就在不厌其烦的一杯杯茶香里消逝”。

　　处于泉州与漳州交界处的厦门，因为二十多年的断代，本就是个移民城市。虽然厦门也说闽南话，但本地的家族势力并没有那么强。

　　再加上五口通商后，来自世界各地，形形的人一时间全都涌入厦门，长期接受的西方文明的教化，使一开始就不那么闽南化的厦门更开放了。

　　说普通话的人来到这里，和到其他说“闽南话”的地区相比，简直可以说“如鱼得水”。

　　厦门岛的家族观念不算强，但岛外的多数农村还维持着一个村一个姓，每个村有自己的宗族和祠堂的状况，“随便一个村子都有好几座特别壮丽的祠堂”。

　　▲2016年10月22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忠仑社在神霄宫举行全村祈福礼拜，为纪念1983年农历9月24日忠仑神霄宫妈祖重塑金身。图/视觉中国

　　除了广为人知的妈祖外，保生大帝、水仙王、海澄城隍等大大小小的神，在福建有近千个。

　　“漂浮在水中的石头、樟树、蛇、蟾蜍，都有可能成为福建人心中的神，并接受膜拜与信仰”。

　　逢年过节把“游神、抢香头”等活动举办得十分隆重。到寺庙里投钱祈福之时，全中国最大方的可能就是闽南人了。“一百块、两百块就往下扔”。

　　在海洋求生存的闽南人，把对未知的恐惧寄托在神灵的庇佑之上，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之下，远离大陆独自面对苍茫与汹涌时的无助与听天由命，使有命回航的人们对神灵产生了无限虔诚。

　　在当时走船的人眼里，船上的神棚香灯与自己的命运相系一线，旧时福船尾部都会安放一盏妈祖灯以示这位朱衣女神的引航。

　　厦门作为福建主要的侨乡和福建华侨出入的重要港口，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便成为“猪仔贸易”的重要口岸。除此之外，海外还有大量经由厦门港出国的自由劳工。

　　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华侨们，并不容易。这些远赴重洋的中国人共有一个颇为心酸的名字——“海外孤儿”。华侨们对祖国强大的期待，甚至殷切于守在国土上的同胞。

　　华侨数量和经济实力的增加，让“信商、银行、钱庄”在厦门发展起来，也使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闽籍华侨开始投资家乡。他们在建设实业的同时，亦开展着公益事业。

　　▲鳌园，由门廊、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的陵墓三个部分组成，原为一座小岛 ，形似海龟，故称“鳌园”。图/视觉中国

　　华侨对侨乡的影响，可不止实业和公益，还有至今仍存的侨房——大厝、家庙、学堂。

　　而厦门之所以能成为厦门，正是取决于它所经历的一切繁华与屈辱，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的那些人。

　　▲2016全球最强台风莫兰蒂过境厦门后。台风给这里带来美的同时，也带来了痛。图 /视觉中国